茅于轼90岁自述:我的喜悦与期待

2019年1月14日13:51:37 发表评论 20 views
摘要

今天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90岁生日。我们编发他的自述文章,通过他的人生历程回顾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变迁,聆听他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与嘱托。

广告也精彩

天则经济研究所 茅于轼 为FT中文网撰稿

【编者按】今天是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90岁生日。我们编发他的自述文章,通过他的人生历程回顾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,聆听他从经济学角度反思中国40年改革开放之得失,以及他对中国下一步转型的期待与嘱托。

十年前我八十岁的时候,曾经把人生经历划分成“二十年旧社会、三十年阶级斗争、三十年改革开放”三个阶段。这样概括虽然粗糙一点,但还是符合实际的。现在十年又过去了。

我的90年历程:20+30+40

我是1929年出生。从1929到1949的20年里,基本上是个学习过程。1949年政权更替,这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。对我个人来讲,我50年大学毕业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。我父亲在工程界是个老人,他认识很多的工程界人士,我大学毕业要找个工作是不难的,但是我家里对我们的事,特别我父亲,除非我自己选择,他不做任何干预的,所以我就选择了应聘到东北去。那个时候东北来个招聘团,到上海招聘人,头一批人,招聘到了哈尔滨,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,就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,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就业。我们上海交大机械系一共去了六个同学。应该说那个时候铁路局的人事气氛还是很好的,我们去了就培养我们,每个人都有锻炼的机会,我就开了一年的火车。这一年,无论是在知识方面和锻炼自己吃苦耐劳方面,我都有很大的收获。

茅于轼父辈:父亲茅以新(右)、大伯父茅以南(中)、二伯父茅以升(左)

后来我怎么会调到北京来呢?因为那个时候铁道部要组织编牵引计算规程,里头有很多力学的问题,就组织了各个铁路局的工程师,在编规程的中间,选拔了一些人充实进刚刚建设起来的铁道研究院,那个时候还不叫研究院,叫研究所。有几个人调到了铁道研究所,我就是其中之一,这也是我的一个转机。

我在铁道研究院呢,没干几年就划为右派了。我这个右派是58年划的,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57年划的。说起来也很有趣,57年过去了,我也没事,以为划右派的事情过去了。到了58年,忽然铁道部来了一个人叫柴沫,他说茅于轼就是右派,原来这个事还没结束。这不是因为我当时说了什么特别的话。当时铁道部研究院的书记叫岳志坚,他对我相当了解,他当时给我做了一个定性,说茅于轼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,是个技术问题,我觉得他这个定性还是很准确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,我的许多主张其实跟改革开放以后的做法是类似的,比如说开放市场、保护产权等等。58年柴沫宣布我去当右派,到文革的时候柴沫挨整自杀了。柴沫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。

然后大的变化,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了,市场起了作用了。你当了右派啊,你什么都完了,因为国家就一个老板,这个老板不用你,你除非到马路上去摆个摊,修鞋,才能养活自己。等到市场改革以后呢,老板多的是,你这儿不喜欢我,我找别的老板去,这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。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机构,一直接触外国的文献,我的英语一直没有丢,一改革开放,82年,我就有机会出国去,以后就不断地出国,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。86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,开拓我的视野,接触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学者,而且我有机会参与到国际的学术交流中间。那一段时间我每年要出国好几趟,一直到后来老了,就越来越减少了。

要说我家庭对我的影响,我的父系母系,都自由开放,都是留学生,对我有点影响,但我的家庭也说不上有多了不起。我们家里出了一个(桥梁工程专家)茅以升,他是我的二伯父。我妈妈陈家那边,也都有不错的人才,我的舅舅是国民党时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。这可能就是所谓家庭的背景,我有点优势。但家庭影响只是一个方面,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,但他们和我又不同,自己观察社会、观察世界、研究人生,还是有不同的深度。

茅于轼赵燕玲夫妇(后排左五、左六),茅于轼父母(前排左四、左五),茅于轼二叔父茅以升(前排左六),茅于轼胞妹茅于兰(后排左二)

我是55年结婚的,也是我生活中间一个重大的转折。我太太年轻时很漂亮的,周围好多男人,但我从来不问她你跟谁怎么怎么,我从来不问,我对自己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对于一般家庭来讲,应该把婚姻看成一个终身的契约,你对这个婚姻有信心,不是老动摇,怀疑这个怀疑那个,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。我们的婚姻成功,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两个人感情的牢靠,而且表现为我们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。家教不是学校学出来的,是家庭培养的。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则,要做出一个榜样来,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

这些说起来呢,是一篇很长的故事,但是它跟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点。我在想的就是,中国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,而是掌握在当政者的手里。当政者搞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,大家就都跟着倒霉。这就说明环境跟发展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,一个独立的思考的环境,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。当然现在比那个时候有一点进步,声音多元化了,有了互联网了,这些改变在我这一生中间是最明显的表现出来。

我为何选择经济学?

我五十多岁的时候,从工程师变成一个经济学者。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呢?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创造的。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上犯了很多错误,我们的劳动没创造出财富来,反而是浪费了财富,什么大炼钢铁啊、上山下乡啊,都是劳动吧,但它的结果不是创造财富,国家反而变穷了。所以就要研究财富是如何创造的,这个我想,不光是我,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想这个问题,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富有嘛是吧?

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学充满了数学,我进入经济学不困难的原因,就是我喜欢数学。我写的一本书,《择优分配原理》,就是用数学来解释经济学,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。我在开火车的时候,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火车首先必须按点到达目的地,但在这个过程中,速度是快还是慢,先快后慢,还是先慢后快?途中有坡道,上坡下坡,用什么办法来开这个火车?如何准点到达,而且燃料是最省的?这个完全变了个数学问题。我的数学比较好,所以进入经济学没困难。
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,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眼界,对你生活的环境,对全世界的状况,你要有一个眼界。这一点,我是从铁道研究院转到社会科学院之后获得的,这次调动靠的是李慎之。李慎之当时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,后来当了社科院副院长。我一个朋友叫王国乡,把我介绍给李慎之,我跟他谈了几次,他很欣赏我,就把我调到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。我进去时也有点担心,因为我要研究的是中国的改革。李慎之说,你花一半时间研究美国问题,其他一半时间,你研究中国就可以。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,只要你能出成果就行,他在美国所的时候搜罗了好多右派。他喜欢右派,因为一般右派都有点独立思想,与众不同一点,所以才会当右派。

茅于轼赵燕玲夫妇(分别摄于50年代与近年)

我到美国所是84年。86年,两年以后,我就有机会访问哈佛大学,那个是改变我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在哈佛,我只听过一门讲税收的课,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税收,中国是计划经济,老百姓不交税,企业也不交税,利润都上缴了,所以税这个问题对我是陌生的。其他的课,说老实话,我都能教,我用不着听。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?我在这个全世界一流学者集中的地方,跟他们交流,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头。所以86年以后,一直到九几年,我每年有很多出国的机会。如果我不进哈佛,是不会有这些机会的。而且我的视野越来越宽,不光是经济学,我对制度、伦理都感兴趣。我写了本书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,就是讲伦理学的。视野的拓宽,是我很重大的变化。

我为何坚定地批评计划经济,呼吁“保护富人”?

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持很批评的态度。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里头,有好几个对计划经济有深刻批判的经济学家,首先就是哈耶克,这个大家都知道的,《通向奴役之路》就是讲的计划经济。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,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铺满了玫瑰花。你觉得非常好的路,但走来走去,就被奴役了,就进了地狱了,就是指的计划经济。所以不光是我,有水平的经济学家都看准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。

Communism这个词,是日本人翻译的,把它翻成“共产”,其实这个词没有“共产”的意思,它是“公社”的意思。公社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边,大家有平等的发言权,有自由的发展机会。日本人把它翻成“共产”,这把中国人害苦了。中国接受共产主义,在农村就把地主的地给共产了,城市里头搞公私合营。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,又往共产主义加了很多新东西,比如“无产阶级专政”——共产主义本来没有这些东西,它只是一个理想。

共产这个想法,马克思提出之后,辉煌过一百年,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的理想,但是实践的结果都很糟糕。所以现在共产的思潮已经退潮了。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国家?成功的一个没有。其实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,人类要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就是福山所说的,宪政民主就是人类“历史的终结”。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。

我一直讲,人追求平等,是很有理由的,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剧,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,包括共产主义思想。人跟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,这是自然规律,它是不可抗拒的。当然我们不喜欢不平等,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限制,做一些调整,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。共产主义就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,财产公有,就造成悲剧了,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教训。全世界最近这一百年间,导致重大人身损失的问题,都跟过分地追求平等有关。

因为不能追求过分的平等,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,就是“为富人说话,为穷人做事”。我2012年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,我想也和我的这个观点有关。要保护富人啊,但是很多社会不是这样想的,而是妒忌富人。打击富人的社会,就会变成穷人国,因为他变富你就打击他嘛,那怎么会有富人呢?富人招大家恨,这个跟马克思的说法有关系:富人是剥削者,所以他才富起来。过去认为劳动创造财富,富人不劳动,却赚了很多钱,那肯定是剥削来的。现在的看法不是这样。到底是什么创造了财富?是配置。人和物要用好,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财富就创造了。那么谁在配置呢?企业家。所以企业家赚钱是很对的,因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。

茅于轼2012年获得卡托研究所(Cato Institute)授予的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

这个问题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是没认识到,就把国家搞得很惨,最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。我很关心这个国家,它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说法的错误。这个国家曾经是很富的,石油储量超过沙特,现在变成最穷的,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国家,通货膨胀空前的高,社会犯罪空前的高,东西都买不着。它的错误就是打击富人。

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呢?就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,打击富人是不行的,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,为穷人做事。如果反过来,都是为穷人说话,为富人做事,那这个社会就好不了了。

我怎么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?

我是个经济学家,简单地讲,从经济学的角度看,这40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,我们搞清楚了财富究竟是怎么创造的。财富是配置创造的,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就能创造出财富。那么怎么才能尽其用?要有自由,要有市场,要有产权。这几十年,其实就是这一条经验。现在中国人有人身自由,有选择的自由,有财产的保障,这不就是人权吗?所以我们在人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文革结束时,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,就是因为人身没有自由,财产没有保障。我们把这个改了,财富就极大地创造了出来。

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,比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更成功。计划经济的时候,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,你有票就可以买便宜的肉、便宜的粮食,到了市场经济里你就得放弃票,到市场去买。你舍不得放弃这个票怎么办?我们搞了个双轨制。你那票照样还可以用,旁边有个市场,你不够可以到市场上去买,这就是双轨制,这就彻底解决了从计划过渡到市场的困难。这个中国是很成功的。

我回顾中国经济,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,经过两次思想解放。第一次是1978年那个讨论,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其实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,实践不能检验真理,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对解放思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。它告诉我们,我们生活在实践里头,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头。毛泽东时代我们就生活在文件里,文件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幸福,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水深火热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,那是文件。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邓小平南巡,不要分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,“逮着老鼠就是好猫”,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。那现在还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,解放什么?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。

如果问我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,我就认为公有制的问题没解决。经济学里头有一条一般均衡理论。它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你要让价格自由浮动,东西缺了能涨价,多了能落价,最后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,不缺也不多,靠价格调节,这个时候效率是最大的,财富创造出最多,叫做一般均衡理论。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后是什么?为什么缺了会涨价,多了会落价呢?它的背后是私有产权。李克强总理也说过,资源配置要由市场做决定,但是他没有说更重要的一条,市场是私有制的。如果市场不是私有制,是不可能来影响配置的。发达国家的效率高,没什么浪费,因为它是私有制,财产得到保护,价格能对供需变化做出正确反应,公有制下,价格是无法做出正确反应的。

中国的大问题,都出在公有制上头。我们产能过剩、消费不足、房地产泡沫、靠投资拉动GDP、收入分配扭曲,全跟公有制有关系。美国有5000家银行,全都是私人办的,政府一家都不办,但在中国,政府包揽了全部银行,老百姓不可以办银行。老百姓不能办银行,那每个家庭多多少少有点储蓄,用来干什么呢?在美国,老百姓的储蓄不仅可以办银行,还可以办通讯、办电力、办石油。我们这些产业都是国家的,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赚钱行业,老百姓的储蓄没有投资机会,只能去买房,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就是从这来的。如果老百姓现在可以开银行了,他们可能会把房子卖掉去办银行,因为赚钱多嘛,房价马上就下来了。现在北京的房价比纽约都贵了,都是扭曲的,根子就在公有制。

当然我们现在不完全是公有制,我们现在是混合制,既有公有也有私有。但是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,还是由计划分配的。土地、资金,这两个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,不完全是市场分配。回到我说的物尽其用,物尽其用包括地尽其用。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,我这块地该干什么用,我会不断地琢磨,是修路?盖房子?还是做停车场?我会老关心这个事。现在土地是公有的,没人关心,所以中国土地问题非常大。跟发达国家比较,中国土地没有尽其用,钱也没有尽其用。谁能把钱尽其用?就是金融业。土地和金融,这两个领域如果破除政府垄断,具有非常大的潜力。

不解决公有制的问题,我们也很难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政府的功能应该是管理市场不要出乱子,它应该是做裁判员的。如果政府自己办了企业了,也在市场里头赚钱,就相当于裁判员出来踢足球了。虽然国有企业号称是全民所有,但我们人民能做什么呢?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卖了,我们没有处置权,没有经营权,没有收益权。现在我们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很低,到2020年才上缴30%,本来是不上缴或上缴不到10%。你说这国企我们要它干嘛?

有人说公有制经济让政府有财力“办大事”,政府有钱才能修高铁、修高速公路、修那么多飞机场。但“中国政府有钱”的反面,就是“中国老百姓没钱”,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。一般来说,现在的投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,但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,所以到了将来还是没有消费,这就会变成投资的自我加强,这个恶性循环就造成中国的产能过剩。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也没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了。

我最大的喜悦和期待

我活到90岁,最大的喜悦,就是中国市场化的改革。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私有产权。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,在市场化改革以前,所有的企业、商店都是公有的,都是国家的,没有私人的。你除非马路上摆个摊,修鞋,这是你私有的,或者你当保姆,你是自由的,其他所有的就业,都是这一个老板。后来改革到市场化以后呢,有了私有经济,又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的结构,我的命运也就随之而变。

你问我如果有选择,会不会想生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?当然,如果我有选择,我希望到美国去。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。我想的不是我个人,是所有的人。那大家都到美国去?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有可能的是,把我们的国家改变得比较像美国,这是有可能的,而且你可以为之努力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,你的目标是什么?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,因为中国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国去,或者到英国德国去,说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

茅于轼2002年创立富平职业学校,帮助培训家政服务人员

我记得1989年,我去东德,东德那时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算是经济最好的。我坐的飞机是到东德的,但是我开会的地方在西德,要从东德穿过去。刚去的时候柏林墙还没倒,我坐在公共汽车上,一车的德国人,他们都是有各种原因,经过特批,可以去到西德那边的。车子开过边界,车上所有的德国人都在欢呼。我当时觉得好奇怪,后来明白了,他们奔向了自由,这就可见人心所向。

当然出国学习生活,底层群众可能还够不着。等到底层群众也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,我们改变的方向,那中国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

我最大的缺憾,很简单,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,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。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,可能我看不见,但也不会太远了。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关心的,因为我懂得,倒退会带来灾难,所以我有个责任,防止社会倒退,推进社会进步。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,就是这个方向,防止倒退,促进进步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。

对于中国的年轻人,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,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。什么是假的?什么是真的要追求?还要追求理,就是要有逻辑。这两点能做到,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。

(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)

版权声明:本文版权归FT中文网所有,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,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全部或部分,侵权必究。

广告也精彩
广告也精彩

发表评论

:?: :razz: :sad: :evil: :!: :smile: :oops: :grin: :eek: :shock: :???: :cool: :lol: :mad: :twisted: :roll: :wink: :idea: :arrow: :neutral: :cry: :mrgreen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