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柴静•看见》连载:第十四章、真实自有万钧之力

2018年12月25日18:19:44 发表评论 23 views
摘要

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,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。他大声号哭,我默然坐着,身边常常有人走过,没人奇怪,也没人注意。他们已经看得太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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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,汶川地震。

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,没有网络,没有电视信号,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,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。

打电话请示领导。张洁说:“别回来了,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,现在做不了专题,都是新闻。”

我发短信给老郝:“怎么着?”

她说:“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,要去的人太多,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,有人身危险。”

我问罗永浩,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賑灾。

“已经有疫情了。”老罗说。

我回:“知道了。”

“日,就知道你会更来劲。”这个糙汉。

我改了行程回国,直接转机去成都。上飞机前,我买了份《纽约时报》,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,贴身放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,站在雨里,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,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,抱着妻子,闭着眼睛,脸向着天,脚边是蓝色塑料布,覆盖着孩子遗体。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,带着一群人从江 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,江水惨绿,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。

到了绵陽,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。

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,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,讲了三个故事: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;士兵为了救人,耽误疗伤,肠子流了出来;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,终于等到丈夫获救。

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。

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。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。

看完没说话,走了。

我知道,他不喜欢。

我说怎么了,他说得非常委婉,生怕伤着我:“你太流畅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太刻意了?”

“你准备得太精心。”

“嗯,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,非要这样说的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,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,心里就咯噔一下。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,我就觉得不舒服,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,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。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,也没有关系,或者,你停一下,说,我去拿一下,更真实。”

还有些话,他没说。

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。

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,终于等到丈夫获救,出于保护,他眼睛被罩着,看不见她。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,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,于是伸出手,在他手上握了一下。她说:“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。”

他蒙着眼睛,笑了。

她也笑了。

我讲到这里,也忍不住微笑。

有人很反感。一开始,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,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,表情太轻飘。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。是我在说这一段时,只顾着流利,嘴里说着,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,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。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,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,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,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,这种情况下,不管是笑与泪,都带着装饰。

这一点,观众看得清清楚楚。

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,其实就是一句话:“你是真的么?”

第二天,在绵陽,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。

跳下车,往九洲体育馆跑,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。馆里空空荡荡,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,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。

我走过去,他背靠墙坐着,也不看我。

我蹲下去问他:“现在这儿不安全,你怎么不出去呢?”

他抬起头,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黧黑的脸,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:“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,我还跑什么呢?”

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。

他安慰我:“你出去吧,这儿不安全。”

晚上的直播,我讲了这个细节。又有批评的声音,认为调子太灰色。

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,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,可是笑和泪,这么简单地说出来,确也不扎实。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,有些东西是真实的,但并不完整。

到了北川,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,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。

他摇摇晃晃,酒气很大。我扫了一眼,想避开,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,好像发着高烧,眼睛赤红,手抖得厉害。

“干嘛喝这么多?”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。

“受不了了。”他张开着嘴巴,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,在用嘴痛苦地呼吸。他瘫坐在地上:“那个血的味儿……。”

我听不清。

“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……”

我蹲下,听见他说:“她说叔叔,你救我。”

他呓语一样:“我说我会救你的,可是我搬不动啊,我喊了,我疯了一样地使劲,我搬不动啊柴静,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。”他转过头来,脸憋得青紫,啃咬着自己的拳头,要把什么东西堵住,再这样他会憋死的。

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,像拍婴儿一样拍着。

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,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:“只有两个……糖……啊……”

我没带纸,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,我拿出来,把铁线抽了,给他。

他攥着,拧着,也不擦脸,头上全是青筋。

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,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。他大声号哭,我默然坐着,身边常常有人走过,没人奇怪,也没人注意。他们已经看得太多。

那天晚上,罗陈、陈威、老金和我,几个“新闻调查”的同事商量了一下,一起退出了直播。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,不管能不能播。

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,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,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,商量“拍谁呢。”想法也一样:“谁都行。”→文·冇·人·冇·书·冇·屋←

一对夫妻,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,四十岁左右,绵羊一样的眼睛,有点张皇。女人挽一桶食用油,拿网兜拎着脸盆。就他们吧,我迎上去。

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。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,上山的路都垮了,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,只有摩托车能过,每辆车载两个人。我坐在叶嫂身后,搂着她腰,到了半山一拐弯,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,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。往上开,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,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,重得要用灯破开。

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,深山冷,花还开着。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,一绕过来,前头全塌没了,地基、堡坎都震坏了,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,站着,呆看着,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。

镜头也那样呆着,谁都不说话,三四分钟。山里非常安静,只有些微的鸟叫,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,细密地簌簌作响。

叶哥走进废墟,翻找出一样东西,用手抹上面的土灰,抹了又抹,站在那儿不动。我走过去看,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。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,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,叠得很笨拙,像大元宝,是两个月前,三八节那天,儿子送给叶嫂的。

地震那天,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,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,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。叶哥一个大跳出屋,跃到土豆地里,片刻恍惚后,大叫一声,撒腿往山底下跑。山底下就是县城,曲山小学在城里,儿子在上课。路已经断了,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,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,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,“像疯了一样”,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。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,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,路已被埋,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。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,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。

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,但犹豫了一下,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。

我是一个外来的人,听他说完,除了陪他们站着,一起去捡一只锅,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,没有别的办法。

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,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,怕雨水进来,帐篷还没到,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,搭在门口的梨树上,把房子里的床 垫拖出来,放在里头。细雨纷纷,越下越密,落在人头上。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,他说:“不要紧,那么多残疾人,我们好手好脚的,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。”

他搬了两块石头,找了只铁锅,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,泡了碗方便面,没有拆调料袋,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。

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,一边跟我说话。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,她说,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,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。

叶哥补了一句:“就像对第一个一样。”

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,回头看是编导罗陈,他跟他俩差不多大,也有一个儿子。

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。陈威搭了帐篷,没自来水没电,也没有手机信号。每天走一段山路,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,倒在桶里拎回去,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。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,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,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,先不播了。

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,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。

“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?”草姐姐问。

我说:“不知道。”

以前我害怕“不知道”这三个字,做节目前,没有一个策划案、一个主题方向,我就本能的不安。可这次我觉得,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

“那怎么办?”草姐姐得负责播出,“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,做点全景式的采访?”

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,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,见过一次冰心,冰心问她:“姑娘,成家了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嗯,不要找,要等。”

后来,我们谁也没找,就等在原地。

晚上睡觉,山里静,静得不容易睡着。

知道死,和经历它,是不一样的。

二〇〇三年冬天,奶奶去世,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,只说病了。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,大概也就明白了。回到家的时候,一屋子的人,有很多事情要做,很多人要安慰。

等人少一点的时候,我想看她一眼。

移开棺木,她脸色如常,只不过闭着眼睛,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。从婴儿时我跟她睡,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,长大一点,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,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,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,我把脸偎过去,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。她的嘴微微地张着,我听她呼吸,有一会儿害怕了,觉得呼吸好像停了,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,暖和的,这才放心,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,自己哭半天。

我把手探进棺木,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。

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,除了忍受,没有别的办法。

只能忍受。

我知道,对叶哥叶嫂,没什么采访可言,没法儿问,问什么呢?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。

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,我帮着填点柴。有时候机器开着,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,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,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,热一阵,冷一阵。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,我们就听着,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,挺有雄心的样子。有时候又沉默着,干什么都没有心思。

这就是生活吧,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。

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,邻家的女人遇难了,只剩父子俩,孩子十二岁,叫文超。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,遇难二十二人。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,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,路远,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,能来的都来了,十几个人。

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,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,不爱说话。

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。

他说不想去。

边上他姨说:“他不想下山,别人都去,就他不去,说也不听。”

我说:“舍不得你爸吗?”

他哭了,拿袖子掩着眼。我不再问,搂他肩膀摇一摇。

打完蒜薹,女人们张罗着吃饭,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,前沿磕破了,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,很满意的样子:“嗯,这个没偷走。”

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,找点柴火,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,放在锅里煮。水热了,再捞出来,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,擦完成了蜡黄。我负责切肉,一刀下去,热气直往上蹿,大厚肉片子,透明的油“滋”一声。

叶嫂扭头喊:“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。”

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,滚刀切大块,煮,炒。

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,大伙有了一点兴致。

把废墟清一淸,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,天已经擦黑,村里人舍不得点火,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,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,不扔东西给它,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,往后一坐,眼巴巴望着。叶哥一边扔点肉皮一边笑:“它好久没见着人了。”

陈威得拍这段,几米之外盯着机器。

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,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,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,直对着镜头招呼他“来吃嘛。”

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,扬扬手里的烟:“我抽完这根。”

我坐在桌上,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,举起了小酒盅:“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,算个团 圆酒,来。”

这一杯下去,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。

文超的小叔叫志全,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。

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,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,跟他打招呼,“嗳”一声,男人之间那种口气。

那人偏过头对我说:“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。”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,不说话,走着走着,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。

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。

他说:“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,我原来是军人,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,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。”

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,这是无能为力的事。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,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。四川人说“火落在脚背上”,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,烙着他,折磨着他,没办法了,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。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,“她如果活着,要是写作文,肯定会写《我的爸爸》。”

火堆照明不够拍摄,罗陈坐在我左手边,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,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,他没动,一滴一滴,火烛在风里蹿动。

志全说:“她那天早上说,爸爸,给我买一个冰淇淋,我没给买。我就是后悔,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,我为什么没给她买?”

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。

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:“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,才有这个家,你身上流着他的血,不要哭。”

片子里有只小猫,地震后幸存的,刚出生,找不着妈了。

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,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,拼命吮吸,以为那黑暗温 暖处是它的母亲。小利爪把我抓疼了,我“呀”一声,陈威就把它揪过来,竖在脸前,露着白肚子,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,教育一顿。猫一声不叫,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,他叹一口气,把它放下了。

文超也没有了妈妈。我们送他的牛奶,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,用食指蘸着,一点一点让小猫舔,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,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。吃饭的时候,他右手拿筷子夹菜,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,给它练牙。

“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,你也这么想吗?”我问他。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养它?”

“它也是一条命。”他低头抚摸它。

文超走到哪里,猫就踉踉跄跄跟着。到我走的时候,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,不躲不闪,面无惧色。

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,或者唱《感恩的心》,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。

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,给了一些钱,就在他家做饭吃。他家房子没大碍,还养有一百多只鸡,灾后容易有瘟,女人拿把菜刀,把大蒜切成白片,又剁成末喂它们。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,脚一软,就扑腾着倒下去了,歪成一团 。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,装作没看见,不提这事。幸好山高风冽,没暑热。

猪也没有吃的了,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,横放在摩托车上,夹在两人之间,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,一只手揪着猪耳朵。猪不吭声,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,就抬起头,两只眼睛乌溜溜的,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。我们对视着,它的脸被扯起来,像有点惊讶的样子,一直看着我,车拐了一个弯,就不见了。

山上没粮了。

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。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。瘦得凹着脸、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,砸伤后没包皮扎,一瘸一拐,脚肿得鞋都扣不上。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。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,他大声吆喝着,口罩耷拉在下巴上。他说几天没回家了。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。他停了好久说:“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。”

我问:“其他干部呢?”

他说:“当时正在开会,都没跑出来。”

“多少人?”

“三十多人……死的太多了。”他用力地眨眼睛,胸口一起一伏,“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
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。遇上了就拍,遇不上就待着,在叶哥家门口坐着。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陽出来,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,雨滴在房上,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,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。

陈威不爱多说,不搭讪,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,一脸胡 茬,总是稍远一坐,烧杯苦极了的野茶,听着别人说话。但我知道,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,他更愿意待在这儿。

他有那么一双眼睛。

当年拍雪灾,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,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,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,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,一个大兵喊“快点快点”。

陈威的镜头摇过去,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:“什么他妈的快走,快走就出事儿了,走稳,走稳。”

人群到了站台上,一个姑娘拿着箱子,往车上赶,眼看着到了跟前,摔倒了。

车开了。

她歪坐在地上,箱子翻倒在一边,看着车从面前开过,一节一节,越来越快。

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,没有推上去,也不拉开。

过了小一会儿,一个乘务员人了画,过来扶起她,拉起箱子。他俩一起看着车,轰隆隆远去,把站台都震动了。

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,一点没有动,车越来越快,车窗成了条纹,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。

这两个镜头,胜过千言万语。

六一那天,叶哥叶嫂很不好过,干什么都没有心思。叶哥说:“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,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,一下弄这里,一下弄那里……”叶嫂说:“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,总觉得是他回来了。”

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,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。他没了妈妈,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,抱着猫坐在一边。

午饭后,叶哥为了安慰他,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,铺在地上,跟他下了一盘。叶哥有点心神不定,刚下了几个子儿,就喃喃自语:“我是输了吧?输了没有?”

陈威拍了一会儿,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。正午的陽光下,蝉声无休无止,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,棋盘放在地上,一大一小,两个身影蹲着,远处烟青的山,再远什么都没有。

我们几个站在远处,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。

有一天在叶哥家坐,听到坡上有人叫喊。

“哟,怎么吵架啊?”我们就上去了。

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,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,正爬在梯子上,往半塌的房顶铺瓦。

底下站着他儿子,正冲他嚷。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,非得修自己的房子,还拒绝别人动手。

“我把这房子掀球了!”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,急了。

我们去了,爷爷一看人多,烦了,下来。

我问:“您多大岁数了?”

他正在气头上,两眼圆睁,手一甩:“没得好大。”

村长在旁边做工作,一边乐:“他八十三。”又转头对他喊:“这是北京来的记者。”

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,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:“北京来的,哦,北京来的,北京地震没有?”

一脸关切,我挺感动。

聊了会儿,村长说:“他唱山歌唱得最好。”

我哄他:“唱一个吧。”

老爷子犟得很:“不唱。”谁说也不行。

后来几天,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,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。白天也点一堆柴火,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,头发乱蓬蓬,手抄在蓝布裙里,脸映得微红。他耳朵背,也不懂普通话,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“爷爷”,这个词他听得懂,每次都一乐,满嘴没牙。

临走前一天,傍晚吃完饭,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。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,都聚来说话,天暗下来,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,路边蹲着,或者坐在石头上。男人说县城里的树、房子和路,女人们听着,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,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,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。暮色里看不见脸了,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。

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,人前一站,直接开口唱了一段,唱完了,拔腿就走。弄得我们手忙脚乱,幸好还录上了几句。

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。听不懂他唱什么,让村里人翻译,他们也说听不懂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,老觉得他在唱“什么什么杨柳坪哦……村哝”,唱得我心里一起,一落。

几年后,说起这期节目,草姐姐才说:“你们当时在四川,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,领导看了有点担心,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,干脆让他们回来吧。”但她没有转告我们,也不干预,日子一天天过去,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,审片的时候,“大家都接受,台长都哭了”。

当时来不及想这些,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,实在困得不行了,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,你去睡会儿吧。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:“这期让我配音吧。”他看我一眼,我当时重感冒,鼻音重得可怕。

我问他:“你觉得这声音行么?”

他还在沉吟。

我说:“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。”

配完音,我回到家,才收拾行李,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,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,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,洗一遍卫生间,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。袋子里的东西——望远镜、电筒、头灯、救生衣,一一放好,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,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。

要了外卖吃,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·库珀的书。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的记者,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,在序言里他写道:“回到家里,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。去超市买东西,我会完全迷失……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,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 ,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,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,我不知该说些什么,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,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。”

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,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。

“我在外面待得越久,情况就越糟糕,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。”他说,“我会去看电影 ,去见朋友,可几天后,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,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。”

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,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。

他说:“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,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,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。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,即使不听,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。”

节目播出后,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“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”,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:“不,不朗诵。”

她有点意外:“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。”

“我是个记者,不适合念诗。”

她还继续说。

“我知道这诗很好,这事也很好。”我说,“只是我不适合,您找别人吧。”

我并不反对诗,也不反对朗诵,我只是不喜欢被“安排”的感情。我采访过一个姑娘,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,截肢后在病床 上开始画画。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,只能看到脸,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,眼睛睁得很大,向外看,那是她“绝望又希望”的一刻。

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,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,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,“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。”

但她画了自己,她说“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”。

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,才有资格说,我理解你。

第二年,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?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:“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我说,“就拍没事吧。”

“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。”

嗯,这就是生活。

去的时候是清明,钴蓝色群山,中间有条缝子,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,山里冷得扎人,还点着炭盆。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,还是那样,遇上什么就拍点,没有就不拍。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,我给文超辅导功课,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,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。爷爷的耳朵更背了,我俩说不了话,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。

鲜红的辛夷花刚开,落得漫山遍野都是,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,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,让蒜苗长起来,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。正午山里静,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,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,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,它在太陽底下,歪斜了一会儿,抖一下,就飞走了。

日子就像胡 适说的,“平淡而近自然”。

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,路侧都是烛火,两条火线,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。曲山小学隔着条河,没法过去,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,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,一动不动。

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,挑一个书包皮,选了红的,有奥特曼。放下,又选了个蓝的。

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,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,找了半天找不着。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,香插在石块中间,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,叶哥看着纸灰飘飞,喃喃说:“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皮,这个书包皮你喜欢吧?”

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。

我和志全找了好久,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,一楼没了,二楼直接坐下来了。志全对我说:“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,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,只有头露在了外面。”

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,一句话不说。

回到家里,给文超妈妈上坟。他爸烧纸,对着墓地说:“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,今年我弄,也不知道对不对。”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。

他爸想再娶个女人,但孩子不接话。他爸让我劝劝。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。

文超跟我说,总是梦到他妈喊:“超娃子,吃饭。”

孩子脸上两行泪。

晚上,陈威说,我以为你当时会像“双城的创伤”那个节目里一样,抱一下那个孩子,或者给他擦眼泪。

我没答话。

吃过晚饭,我一个人走了走。大山里乌黑的沉默,一盏灯都没有,看的时间长了,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滾而流。

我向北望。

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。前一年拔完杂草,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,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,想起小学的时候,我刚学会算术,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,嗯,她是一九一〇年生,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,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……也就是……嗯,二〇三〇年……

她去世快六年了,我不跟人谈她,不看她照片,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,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,心里都松一下:“看,她没死,我就知道。”

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,被人追赶,我把她护在身后,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,威胁他们,但最后,她总在我怀里死了,我绝望地抠着墙皮,墙都碎了。

有时候,在梦里我小声喊她:“奶奶。”

她靠在门边上,看着我,不认识了,说:“谁呢?”

我心里凄凉,又觉得,是我没照顾好你,不值得你认得。看她手里拎着东西,我伸过手:“那我帮你拿吧。”她递给我,我跟她一起往前走,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。

文超脸上的眼泪,我擦不了,感情在血肉里,尖刀剜不掉。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,佝偻着忍受。

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,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。

我摇摇头,不知道,也没问过。

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,又看我,说:“锁起来了。”

她带点着恼的笑,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:“我不许他看。”

堂屋边上有个小门,锁打开了,门里头有一个箱子,也上着锁,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。

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,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,是孩子的奖状、照片。拆开给我看,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,不少残缺不全,他带点笑,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,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,叶嫂“刷”一下就站起来,走了。我说:“叶哥,你去看看吧。”他去了,镜头没跟着,等在原地,也没再往下拍,就到这儿。

过一阵儿,叶哥挑水回来,我出屋去接他。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,那算不上采访,只是说话。我说:“我这来了几天,你喝好几顿酒了,可比去年喝得多。”

叶哥踩着石头,脚尖轻敲:“以往从不喝酒,现在没儿子管我了,原来呢,他在的时候就说,爸爸,你少喝点,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……我还希望,有朝一日,有下一个儿子的话,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,哎呀,简直是万福,真的是万福。”

我说:“但是叶哥,你现在要生孩子啊。生孩子你不能喝酒,对吧?”

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:“他是不听的,他是不听的。”

“我还是要听,听我还是要听,听还是要听。”叶哥说。

我说:“这是大事。”

叶嫂抬起眼,对我埋怨:“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,是又吸烟又喝酒。”

叶哥说:“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?”

我说:“你这得接受监督。”

“行。”

我说:“你得答应我们。”

“我一定答应你。”他说。

就这些家常话,完整地放在节目里,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,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,不要议论,不要参与别人生活,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。

现在我知道,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,它只是到了嘴边。

在北京时,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,朋友们劝解他,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,唯有生者痛苦。

他不说话。我心想,像我这样的生者,怎么配这么想。

兄长顺路捎我回家,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,我坐在前座,都没说话,车里忽明忽暗,都是沿路的灯,过一会儿他开腔了,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,两个。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,就生个孩子。

我没搭腔。

黑暗里,他的手隔着栅栏,在我肩膀上,轻拍一下。

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,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。

志全的媳妇怀孕了。

人们总是说,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。忘记吧,忘记过去,新的生活就开始了。

采访的时候,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,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,木柴烧旺的火膛上,吊着漆黑的小锅子,咕嘟嘟煮着,皮肉炖烂的味儿,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,漫得满屋子都是。志全媳妇不爱说话,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,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,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,是什么感觉,她低头拨火,过了一会儿,我才发现她哭了。

她说:“昨天梦到我女子,梦见她买了糖粒子,八十颗,问哪儿来的钱,她说是爸爸给的。”

我明白她。

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,有人在边上对我喊“不要哭,不要哭,不要把眼泪掉进去”,把棺木关上了。

怎么会哭呢?我有什么资格哭?

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,她就在那里,青布的斜襟大袄,掖一只浅灰的手绢,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,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,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。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,拉长一点,落下来,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,小水滴四溅。

吃完了,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,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。

哄我喝药时,药边总放一碗水,手里一粒话梅糖,“一口一口下去”,等我吞下药,她就先喂我喝水,再把糖放在嘴里,一下午,按一按我的腮帮子,硬硬的还在。

长大一点之后,她的头发都是我剪。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,毛巾铺在她肩膀上,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,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,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,要用手握住,说“不要动不要动”,一根一根地剪。

上初中夜读回来,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,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。我吃东西,她给我捂着手,用山西话说“怎么老是冰淬的”。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,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。她有时候自己也笑:“就是憨亲哩。”

她老了,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,一天天衰弱了,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,给她洗澡,剪指甲,她喝中药,我在边上放一碗水,手里放一粒话梅糖,顶着她的额头哄她“一口就下去了”,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。她叹口气:“你怎么还不结婚呢,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。”

她九十岁时,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,走了几步,又转回身看着她。

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,说:“去吧,我死不了。”

她下葬前,我收拾她的遗物,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,还有一个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红塑料皮,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。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,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。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,手里攥一把黄土,天上白云流过。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。那个孩子会是新的,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,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。

离开杨柳坪的时候,罗陈说:“录个结束语吧。”

我们下了车,雨下得又轻又细,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,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,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,梨花浅白,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。我站在细雨中,说了最后一段话:“一年之后,我们重回杨柳坪,去年地震的时候,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,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,就在这片山峦之间,正在建成新的房屋、村庄和家庭。人的生活也是这样,经历了磨难和艰辛,正在生根发芽,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。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、谷雨将至,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、万物生长的季节。”

做完这期节目,评奖的时候,夏骏在,他是以前“新闻调查”的老制片人,常敲打我。这次开会,到他发言评价节目,他顿了一下,说:“柴静是个漂亮姑娘。”

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。

他接着说:“她自己也知道,所以老忘不了。”

我抬头看他。

“这次她忘了,所以节目好。这算她的成年了。”

第三年的时候,我巳经离开“新闻调查”,没有去杨柳坪,同事们接着去了,不管是谁,记得就好。史努比说的,“记者”就是“记善”。

也有人说,该换个主题了,给观众一些新鲜感。

看《读库》,《霸王别姬》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,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。

导演看了没兴趣,“主题没新意”。

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:“只刻意求新,为赋新词强说愁,所以矫情虚妄。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,即使是华丽的《霸王别姬》,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。”

他说:“真实自有万钧之力。”

我和爷爷。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,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,老觉得他在唱“什么什么杨柳坪哦……村哝”唱得我心里一起,一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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