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人的底线

2018年12月25日11:52:22 发表评论 32 views
摘要

什么是底线呢?这个标准由谁来定?由谁裁判?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,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,它是无形的,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,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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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两年,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,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,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,世事艰难,每个人都不容易,都有一个底线,在底线内,都好说,都容易求得谅解,但过了这个底线,再要辩解,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

那么什么是底线呢?这个标准由谁来定?由谁裁判?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,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,它是无形的,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,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。

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,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,如外敌入侵时,应当持一什么立场。中国人最讲这个,在这方面失节,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。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,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,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,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,这是很悲哀的。

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: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,环境使然,不做不行。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,我觉得过了底线,不管过去如何,总是一大污点。许久以来,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,听听他们的理由,好像也不无道理,但不能细想。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,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,而没有是非了,这怎么可能呢?

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,如果光听他说,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,但终究经不起一问。周作人出任伪职,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,是得到了保护,而且还有发展,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,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,以后再遇上大事时,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,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,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。

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,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,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,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,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,动机是好的,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。另一个是容庚,他在伪北大教了书,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,他还办过爱国杂志《火把》,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,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,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(陈毓贤《洪业传》149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)。

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,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?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,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,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,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,这就是底线,不能过。由于事关民族大义,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。

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,就不明显了,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,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,所以才有“宁可错杀而不放过”的传统。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,听起来很抽象,但我理解也很简单,就是行善,不要做绝事。什么是不做绝事呢?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,如此而已。这个底线也不能过,谁过了这个底线,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,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。不管什么线,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,过了这个线,就不是人了。

(选自谢泳著《逝去的年代——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9年1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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