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柴静•看见》连载:第五章、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

2018年12月21日01:19:59 发表评论 14 views
摘要

王小波说过,你在家里,在单位,在认识的人面前,你被当成一个人看,你被尊重,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,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。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 ,不是东西,这就是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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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的广东,下着神经质的雨,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,野茫茫一片白。草树吸饱了水,长疯了,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,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,全是蛮暴之气。

我们在找阿文。

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,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。戒毒所把她卖了,卖去卖婬。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,记者向警察举报,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,领导都没换。

我们想找到她,但没有地址和电话,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,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。我们去那一带,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,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。到今天,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“阿文有无系呢度”。

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:“你要能找着她,我明天就去买六合 彩。”

找到了阿文家,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,已经两年没见到。迟疑了半天,她才说:“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,我们不相信,没理她。在广州这样的城市,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。”

我们只好去阿文卖婬的康乐村找。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,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,窄而深,几乎没有光线,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。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,赤着精瘦的上身,从我身边挤过去。窄破的洗头店门口,拉着一半的窗帘,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,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,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。不知道哪里的污水,每走几步,就滴在我的头发里。

每去一次回来,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,不是脏,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。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,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。笔录里说,如果她想逃走,可能会被打死。

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。

找不到她,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。好在非典刚过,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。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,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,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,先来看看。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,表演过火,话多且密,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两腔的东北话不敏感。

开了锁,打开栅栏门,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,锈成黑色的铁床 ,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。怎么说呢?那个味儿。

再往前走是水房,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,用脚后跟砸,打完灌一碗水,如果不吐血,继续打。冬天的话,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,开细细的水柱,从头顶淋下来。

“你,出去!”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,我们俩都怔住了。

“没事,”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,“病人。”

 

七天了。我们必须走了。但没有阿文的采访,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。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。

一九九八年的时候,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,封面都掉了,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——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,她挣钱养活男朋友,穿圆点裙子,喜欢小猫,发高烧,给妈妈打电话……最后一张,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 上,月光照着她,她看着我。

看完这些照片,我给编辑部写信,写了一篇评论叫《生命本身并无羞耻》,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,唯一的期望,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,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。

那时我二十二岁,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,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:“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。”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。

老赵说:“我走了,先。”

我眼巴巴望着他。

他说了一句:“你想采访弱者。就要让弱者同情你。”看我不明白,又补了一句:“当初我拍那些小姐,因为我比她们还穷,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,她们可怜我,让我拍,拍完了,她们请我吃饭。”说完走了。

不知道该怎么做,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,她去哪儿我去哪儿,隔着十米左右。她看都不看我,进了一个院子,没关门,我愣一下,也进去了。她进了屋子,我站在院子里头,天慢慢黑了,屋子里垂着帘子,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,大概在吃饭。约莫一个小时之后,孩子先吃完,到院子里来了,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,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,跟他在院子里玩。

过了一会儿,他妈妈出来,牵着条狗,看着我:“我们去散步,你也来吧”

 

回北京之前。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,留个信给阿文。她姐不想再见我们,没开门。雨骤然下起来,没有伞,我拿张报纸顶着头,往里张望,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,一直没出来。

第二天的飞机。晚上已经睡了,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:“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,十一点四十。”

她原来不信这事,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,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,觉得不太像,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,找了一天,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。

“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,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她说。

大家把大床 搬开,开始布灯,谁也不说话。

但十一点四十,没人来。十二点四十,也没人。小项安慰我:“吸毒的人都不靠谱。”我不死心,站在酒店门口等着。

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。她在我对面坐下,我递给她一瓶水,很近地看着她,年轻人的样子,但低垂的直发下,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,嘴唇青紫,只有眼睛,乌黑的,非常大。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,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。

她嗓子喑哑,听起来像是呓语,不断重复某些句子。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,司机听得睡过去了。我不想打断她,这一年多的生活,她一直没机会说,说出来也没人信。她说:“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!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……现在想起来也还是。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。不是说卖别人,卖什么,是卖自己呀!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!”

她说在噩梦里,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——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,天马上就要黑了,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,等着出卖自己。

“你戒毒所是挽救人,还是毁灭人?”她浑身颤抖地说。

深夜非常安静,能听到台灯“咝咝”的电流声。她说:“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,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,不要把我们不当人。”

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,问她去哪,她犹豫了一下,没直接回答,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。说完顿一下,看了我一眼。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,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。我揽了她一下,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。她吸毒,偷东西,但她是一个人,她受侮辱,做噩梦,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。

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。但有人说:“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,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。”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,却去关心边缘人群,无非为了耸动,吸引眼球。

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,也被人这么说过。看到他的照片之前,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,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,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。

但通过他的眼睛,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,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,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,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,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,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,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,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,是两回事。

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: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,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“新闻调查”后,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——那些我知道,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。

 

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。看守所在山里,不通公路,要步行五公里。大毒日头晒着,走到一半,豪雨兜头浇下,没遮没避,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。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,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。

他叫谢洪武,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,被斗死了,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,有天放牛,大喇叭里突然喊,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。大队里有人说,看见他捡了一张。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。从调查卷宗看,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,无卷宗,无判决,无罪名,无期限。

他被关了二十八年。

我们去的时候,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,解除关押,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。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,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,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,野气森森。地基还在,我拨开杂草,大概量了一下,一米五宽,不到两米长,刚够躺下一个人吧。这样的牢房有三个,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。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,这个牢室有窗吗?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。从这个窗看出去,是另一堵墙。

从看守所出来之后,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。但他年过六十,没有亲人,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,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,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。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,各个关节都萎缩了,他不愿意睡床 上,要睡地上,“由于驼背,四肢肌肉萎缩,躺着睡不着,要坐着才能睡着”。

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,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,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——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,但是他不要,他自己洗。吃完饭,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,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。采访的时候,我给他一瓶水,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,把剩下一半递给我,让我喝。

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,可他只会写“毛主席”三个字了。

没有办法。我只能蹲在他面前,看着他。他的脸又小又皱,牙掉得没有几颗了,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,像小孩儿一样单纯。

他忽然拉着我的手,让我摸他的膝盖,中间是空的。

我再摸另一个,空的。

我吃惊地看着他。

旁边的人说,这是当年被挖掉了。

二十八年,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,没有出来过,没有放风,没有书报,大便小便也在里面,他被认为是精神病,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,我采访看守所所长,他说:“都说他是神经病,再说他也不喊。”

但即使是精神病人。也不能关押,所长说:“他已经没有家人了,清理不出去。”村子里,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,只是谢洪武当年是“管制对象”,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,认为他早死了,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。

我问所长:“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,只有一张拘留证,你不关心吗?这个人为什么被关,为什么没放出去?”

“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关心他呢?”

“我说了,没有那个精力,不问那个事,也是多年的事,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,怎么说,好像合法一样。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,我上来还照样。我又管这么一摊子,管他们有吃有喝,不冻死、饿死。早没有想,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,有那么高境界,我们早就先进了。”

黄昏采访完夕陽正好,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,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,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,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,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,看上去无动于衷,没有意愿。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:“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,换成另一个方向?”

他有点莫名其妙,但还是换了。

 

聚会上,朋友说,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,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。作家野夫说:“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,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。”

一群人里有教授,有记者,有公务员,都沉默不语。

王小波说过,你在家里,在单位,在认识的人面前,你被当成一个人看,你被尊重,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,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。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 ,不是东西,这就是尊严。

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,说:“你们这么拍黄赌毒,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。”

我说:“确实是要拍他们了。”

他愣一下说:“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,恶心。”

旁边有人听到了,脱口说:“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?”

有朋友说,他喜欢《费城故事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:“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。”他看了看我:“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,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。”

我问:“你理解他们吗?”

“怎么不理解?”他说,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,他从此再不理这人。“就是觉得恶心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?”

“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。”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,脸转过去了。

 

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,将近三千万人,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。

“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,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。”二十一岁的大玮说,“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,有血液传播的,吸毒的,还有嫖娼的,同性恋是最底层的,最被人瞧不起。”

“医生问起,你就说是找了小姐。”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。他担心会有麻烦。

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、最有成绩的学者。

他的话不多虑。

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,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,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,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。医生说,妓女可以治,就不能给你治:“你不嫌丢人啊,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?”

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。

没有用。

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,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,那个母亲说:“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。”

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、上学,努力活着,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,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,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 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,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,只能产生性行为,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。

“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,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,这个好处就是安全。”张教授说。

安全?我很意外,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。

“你不认识我,我也不认识你,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,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。”

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,爱活不下来,只有性。

 

“我曾经说过,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,我愿意一无所有。”翼飞坐在我对面,长得很清秀。他拿“那种人”来形容自己,连“同性恋”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,“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。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,是一种病态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,尽量疏远他们,尽量去找女孩子,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。”

一九九七年之前,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,罪名是“流氓罪”。

“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,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,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,在灵长类动物里边,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,人类的依恋现象,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。”张北川说。

二〇〇一年,第二版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,但“同性恋”还是被归于“性心理障碍”条目下。

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,接受治疗。像库布里克的电影 《发条橙》,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,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,让你感到疼痛、口渴、恶心。“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,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,身体健康。”电影 里,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。

一次又一次,直到人体 就像看到毒蛇一样,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。

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,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。

“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。”

“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。”

“你好了。”

 

他们坐在我对面,手拉手,十指交握。

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,稍有错愕,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,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。

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:“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?”

“爱情。”他们毫不迟疑。

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:“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,我都会祝福他们,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。”

当下对他们来说,只能是幻想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,成立家庭。

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,九年的婚姻,生育了女儿,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。她说:“我觉得他挺怪的。”

“怪在哪儿?”

“他从来没吻过我。”

“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,你表达出来,他会什么反应?”

“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 ,很害怕、很厌恶的那种样子。”

“厌恶?”

她凄凉一笑:“对。”

我停了一会儿,问:“那你当时……”

“挺自卑的,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。从孩子三岁的时候,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。”

她的丈夫说:“等你到了五十岁,成为性冷淡就好了。”

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。她看到丈夫总是“鬼鬼祟祟”的,每次上完网以后,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陽痿,在上面查什么资料,也不好意思问。后来,有一天晚上,她半夜醒了,差不多两三点钟,看他还在上网。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,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,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。她闭了一下眼睛:“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。”

过了几天,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,趁他不注意的时候,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你承认吧,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。”

他当时就愣了,就是一瞬间,眼泪哗哗往下流。

晚上,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“我以为他自杀了,拔腿就往楼上跑,我当时就想,我什么都不要,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。”她上楼后,“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,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,我就很难过,一下子扑在他身上。”

浓重的黑暗里,她用手一摸,他满脸是泪水。他们抱在一起哭。“他当时就说,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,我伤害了一个女人,这是我一辈子的痛。”

她说:“我恨他,我也很可怜他。”

我说:“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,他过得也很痛苦。”

她说:“他每天都在伪装。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,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,给人造成的感觉,他这个人特别黄,特别好女色。他每天很累,不停在伪装自己。”

我问过翼飞,“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?”

他说:“有个朋友说过,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,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。”

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。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,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。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,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,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。

“在这个状况下,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,就意味着……”

他说:“传播给他的家人。”

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,就感染艾滋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?”我问他。

“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。”大玮说。

他在做愛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。“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。”他鼓起勇气说,声音小小的。

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,怎么避免危险,就算他知道,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,怕别人发现。

“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。”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,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。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皮,没有拉锁。到了吃饭的地方,没有地方放包皮,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,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。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,这只可恶的包皮就掉在地上了。

全餐厅的人,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皮里滚落到地上。

所有人都盯着看,张北川俯下身,一只一只,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,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。

我问张北川:“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?”

他说:“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,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,把无知当纯洁,把愚昧当德行,把偏见当原则。”

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。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,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,百分之十自杀未遂,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、性騷扰、殴打、敲诈勒索、批判和处分等伤害。

“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,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,心理上的绝症患者。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?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,是社会给他的。”崔子恩说。

我问:“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?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爱情、自由 ,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、空间。”

“假如不能提供呢?”

“不能够提供,这种压制,这种痛苦、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,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。”

 

拍摄的时候,男同事们都很职业,对采访对象很客气,但与往常不同,一句不多说,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。

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,他们都笑而不答。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騷扰,“那个感觉……”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。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,一抬头,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。我下楼吃饭,又是这个人,闪到花丛背后,是个短发女人。我也有不适感,不是因为她是女性,而是被窥伺之感。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“不在于男男、女女、男女”,只在于这个人本身。

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,两位男性手握手,谈了很久,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。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,听不下去采访。后来,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:

范: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?

宏: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,一样的欲望。

范: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。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,性应该是有美感的。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。完全脱离了爱,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?

宏:同意你们的观点。当饥渴都解决不了,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?归根结底。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。让人自由地爱吧,愈自由愈纯洁。

录制节目时,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,这让我很意外。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,他是同性恋,也是艾滋感染者,我认为他需要保护。

“不,我不需要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”我认为他太年轻了,“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?”

“知道。”他很肯定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?”

他的眼睛直视镜头,笑容爽朗:“因为我想告诉大家,我是个同性恋,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,我想得到真爱。”

是,这并无羞耻。

翼飞是舞者,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,他面部需要保护,只能拍影子。

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,变形,夸张,用力跳起,又被重力狠狠扯下。现场没有设备,放不了音乐,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。

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,她配上了张国荣的《我》,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:

I AM WHAT I AM

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

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

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

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

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

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,我们原不敢抱指望。这是二〇〇五年,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,他们正视镜头,要求平等。

审片领导是孙冰川,老北大中文系的,银白长发披肩。

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,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。他不见得赞成,但他容忍。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,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。这节目播出压力大,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,戴上帽子眼镜,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。审片时,我、草姐姐、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。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,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,坐在边上递烟倒水,生怕他皱眉头。他听到学生拉二胡 的时候随口说一句“这曲子是《江 河水》啊”,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,盯着他,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:“您懂的真多。”

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,莞尔一笑。

看完节目,他让停下带子,把烟点了,就问了一句话:“这个节目播了,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?”

“能。”

他再没多说,在播出单上签了字。

但是,同性恋这一期,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期通不通过,不是改几个段落,或者放一放再说,就是一眼之下,播,还是不播。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,一直等到老范短信:“过了,一字未改。”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,人人都在观望。他没说什么,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:“庐山烟雨浙江 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

他退休的时候,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,送还他。

 

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。有天朋友说起,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。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,名字上有一个黑框。别人问,他就笑:“我死过很多次了。”

他说:“生死寻常之事。”

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,寄养在乡下,“文革”中母亲自杀,他去矿山挖矿,从北航毕业后,做生意失败,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。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,想找个“李香君”或者“杜十娘”之类的人,满足“救风尘”的愿望。后来发现“根本没那回事儿”。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“美人照”,一张二十块钱,养活自己。“她们知道我是记者,我靠拍照片吃饭,她们靠青春吃饭,你也别指责我,我也不指责你,能做到这样就行。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,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,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。”

有人认为他的照片“伤害”了她们,或者在“关怀”她们。“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,”他说,“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,咱们就是平等的了。”

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,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,骑着自行车来去,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“也许是最好的时代”,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“选择了贫困”。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,我心里不能平静。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,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,不粉饰,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。

生和死,苦难和苍老,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,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。

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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