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柴静•看见》连载:第四章、是对峙,不是对抗

2018年12月21日01:01:27 发表评论 16 views
摘要

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,一百三十米深,罐笼到底时,一声巨响,他的膝盖一阵哆嗦,抬起头,看不见洞口的蓝光。“生和死真他妈脆弱,就这么一百米,这些人天天这么过,超负荷地工作。我难过的是,他们很知足,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。”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,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,“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,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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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〇三年九月,张洁搞改革,“调查性报道”成为“新闻调查”的主体,以开掘内幕为特征,采访会很刚性,开会的时候他发愁:“柴静跟我一样,太善良了,做不了对抗性采访。”

老范接下茬:“都不见得吧?”

“真的,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。”一屋子人,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。

“她?”天贺笑得直喘。

这帮坏蛋。

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,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,沾了点轻度躁狂,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,上楼都一步两级,沿着楼梯上指向“新闻调查”的箭头一路跳上去。还是我爸最理解我,说:“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,麻药劲儿过去了,话特别多,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。”

这种虚亢上阵交 手,一招就溃败。

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,违规出车抢病人,病人死亡,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。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,但病历拿不到,时间紧任务重,我赤手空拳,又必须一试。机器架起来,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。

他四十多岁,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:“坐,问吧。”

他浑身都是破绽,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。他承认违规出车,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。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,你可以无限怀疑,但事实弄不清,这节目就是废的,说什么都没用。我只是一个记者,没有他的允许,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,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,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。

采访了一会儿,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,站起来说:“我没时间了,需要去休假,车就在楼下。”

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。他把我叫住,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,突然一笑:“你忘东西了……怎么,比我还紧张?”

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。

 

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“圆桌讨论”,大家谈我,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:“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,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,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,我说不好。”另一人说:“是,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,要向你倾诉点什么。”

史努比落井下石:“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。忽闪大眼睛也好,一颦一笑也好,捋个头发什么的,她可能是没意识的,但是观众能意识到,就被这些干扰,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。”气得我——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?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?但别人没看错,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,提一口气就够了,生活却是呼吸不绝。天性里的那点怯弱,像钉子一样钉着我。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,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,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。我妈看着我直叹气。

一直到长大成人 ,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,我就走避,不搭讪,不回嘴,不周旋,只有跟孩子、老人、弱者待在一起,我才觉得舒服。我觉得我就像《史努比》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·布朗,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,每次上完露西的当,下次还吃亏。明知“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”,就是开不了口。

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,前辈介绍的经验是:“除了去厕所的时候,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。”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,说这是“泣声采访”,他们观望我:“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?”

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:“她以前挺吃力,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,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,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”

哼。

 

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,是我不储,不懂就被糊弄,稳不住。

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。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,张洁不管我,也不教我,出发前不开编前会,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,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。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,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,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,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。

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:“你也不担心啊?”

“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。”他笑。

“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?”

他又一笑:“大节不亏就好。”他要我自己多揉搓,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,揉出劲道。

别无他法,晚上,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,脖子夹着手机,右胳膊按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,趴在满床 的材料上看一夜 。

心智平平,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,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,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,问题列出来,想象对方会如何答,一招一式怎么拆解,笨拙地双手互搏。

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,就怕天亮,就怕天亮。过一会儿,鸟叫了,越叫越密,我气急败坏,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,再抬头天色薄明,清晨六点,街声都起来了。胳膊撑在床 上已经打不了弯,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,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,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,顾不上了。

 

史努比老说我有“塑料感”,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,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 错的生活上,切开皮肤,直入筋骨。

不说别的,进了农村,跟狗打交 道都是个坎。你盯着它,它盯着你。它斜着小圆眼,讨好它也不理你,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,它反正闲得很,有的是时间,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,你左它左,你右它右,意思是“过我一个看看”。

比狗更难的是大嫂。

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,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,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,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。想讲理,说什么客观公正,没人理这一套,我们正在采访,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,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,推窗高叫还骂。

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,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,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,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。我觉得好笑,想挣脱,挣不开,场面就有点狼狈了。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,叉着手。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,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,场面就会失控。

好笑的感觉没了,被扭住的时候,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,想喊“你要干嘛”,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,只是一种挑衅,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,说:“你要什么吧?”

“不能采访他们。”

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,我只能说:“行,那就采访你们。”她愣了一下,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,手松开了:“每个都要采。”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,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,但不采访走不了,我说:“好,把机器打开。”

“你们站好。”我说。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,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,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,不说话了。

“排成三排。”

没人动,他们有些不满。我说:“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,你们要想被拍进去,必须排成三排。”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:“你站在最前面。”

她对“最前面”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,立刻站了过去,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。

我面对着他们,很奇怪,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,是从胸腔里来的,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,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,有点像……我妈的声音:“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,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,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?”

“保……证。”有零散的声音,其他人不说话。

“选举是严肃的事情,请负责任地表达。”我用了书面语,再问:“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?”

“保证!”他们齐声大喊。

“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,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。”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。

都举起了手。

我缓慢地清点,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,现场寂静无声:“……二十三,二十四,好,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,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,下午三点,老窑头村,二十四人参与,二十四人举手,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。”

“现在,把手,放下。”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。

所有人驯顺地放下。

“原地,”我说,“解散。”

“哗”一下,都散了,带着满意的神情。

 

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。

偷拍机派上了用场,但岁数跟我差不多,没有专门的话筒,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,转起来“嘎啦嘎啦”响,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。用的是老式磁带,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。磁头接触不良 ,只能拿胶布贴上,每过十分钟,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。偷拍 的时候,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,站起身说“请问洗手间在哪里”,就知道话筒又掉了,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。

有次拍房地产黑幕,拍了足足四十分钟,回来一听,只有电流声,只能再去一趟。人家看见我,叫得很亲热:“姐,你怎么又来了?”让人难受的,不是冒风险,而是面对这个热情,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,还不能让他起疑心——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?

也有丢人的时候,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 车连续事故,拿着这机器去交 警队,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“能看不能拍”。

我用身子遮着,席鸣把报告拿过来,装模作样地看,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皮式的偷拍 机晃着拍。

交 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,一脸怜悯,忍不住说:“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,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。”

但关键时候,它还是能顶上的。在深圳,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,公司老总拖住我们,进屋打了个电话。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,都是平头,黑T恤,大金链子,肚子走在人前头:“哪儿来的?”我跟老范对视一眼,想的一样:老大,换换行头嘛,这套已经过时了呀。

金链子问我:“你们干嘛的?”

“记者。”

“来干什么?”

“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。”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,知道他肯定在拍。

“谁给你的线索?”他肚子快顶着人了。

“观众。”我问他:“您是谁?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“谁让您来的?”

“我兄弟……朋友。”

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,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槍,他见过。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,只是要赶我走,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,是要把他拍下来。

扯平

这一小会儿,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,他们也准备撤了。公司空空如也,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,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:“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。”他们相互对视,哈哈大笑,电梯关上了。

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,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《无间道》里的电梯镜头对接,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,她说“太快乐了”。

做调查性报道,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,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,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,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,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,银白的水高抛一线,烫完一圈紫砂杯子,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。他慢悠悠地说:“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,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?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。”

 

这工作跟剥笋一样,一层一层,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,你不得不作出决断,躲开追赶,藏起带子,坐在各种会议室里,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,互相摸虚实,探真假,连说带笑语带机锋,还不能拉下脸。

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,上来叫我“柴主任”。

“您叫我柴静吧。”

“哟,柴主任不给面子。”

“叫柴记者吧。”

“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,那就叫柴记吧。”

“名记”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,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,挤眉弄眼。

到了采访现场,我采访的是他下属,结束后,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:“柴记,别起来别起来,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。”

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:“来来,美女 ,照一个。”我说:“请坐。”

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:“笑一下嘛柴记,别那么严肃。”

我笑了一下,说:“把机器打开。”

他说:“对对,亮着灯,更像真的。”

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,他张口结舌。问了四五个问题,我说:“可以了,谢谢。”

我们坐车离开,他的车跟在后面,一路追到北京:“柴主任,柴记者,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……柴记者……”

 

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,多来刚猛之士。

小项从安徽来,善良近于讷,线条至刚,两只大眼直视,走路也都是直线,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。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,不哼不哈像只秤砣。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,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

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,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,家里门窗被砸烂,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,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,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。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 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,证据有,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,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,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,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。警察起身要打电话,一出门,小项拉着知情人 噌地站起来,从后门走了。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,坐上最快的一班车。一直到夜里,绕了百里路,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。

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,层高四米,长走廊,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。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,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,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。临睡前,江 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。

夜里,我坐在床 上,靠着墙,听见知情人 在隔壁冲洗的声音,才觉得安心一些。突然水声停了,一秒钟后,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槍声,又是一声。

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,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,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,便僵在床 上,舌笞都是干的。我打电话给小项,他稳稳当当说了声“我去看看”,核实她安全之后,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。

这个节目挫磨得很。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,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。有一天下雨,他湿淋淋地来台里,问他才知道,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,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,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,说:“调查这样的节目,不能做得让人汗颜。”

我偶尔路过机房,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 上,小项一脸浓胡 子,一杯残茶,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。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,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,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,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,定位很多次,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,快退快进,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。我正问到“那你认为哪里安全”,坐我对面的知情人 说:“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我看着这段采访,能不能采访准确,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,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,这事关人的性命,我要是问得不准确,不配坐在这椅子上。

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,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,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——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。

二战,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,她还是个小孩子,蜷缩在一个煤箱里,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。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,说:“女孩子是不哭的。”她日后写:“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,学得越快越好,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,对我来说,它就像一个吻。”

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,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、工作,不能去海滩,不能穿泳衣时,她问:“顺便问一句,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?”

“这不关您的事,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,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,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。”

“您真是太好了,既然您这么说了,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。”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,把它扔在他的脚下。

他勃然大怒,冲出房间。

她还不肯罢休:“您要去哪儿?您要去方便吗?”她长坐不走,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,直到霍梅尼以《可兰经》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,她才同意离去。

真带劲。

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,指控他轰炸平民:“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,包皮括八年的越战,所以我可以告诉您,即使在顺化或河内,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。”

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。

她说:“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,而且轰炸了闹市区!”她拉开皮包皮,取出一张照片,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,“您看,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,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,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,像在企求怜悯。”

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:“您不好对付,极难对付,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,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,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槍林弹雨。”

 

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。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。

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,如果能选,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 响乐,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,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,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。三十八位矿工死亡,被瞒报成二死四伤,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。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,被披露出来后,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 子有职业操守,让他谈两句感想。他胖胖地一乐:“没人给我送啊。”大伙哄笑了事。

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,一百三十米深,罐笼到底时,一声巨响,他的膝盖一阵哆嗦,抬起头,看不见洞口的蓝光。“生和死真他妈脆弱,就这么一百米,这些人天天这么过,超负荷地工作。我难过的是,他们很知足,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。”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,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,“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,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。”

善良的人做“对抗性”采访,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,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,是绝不撤步的对峙。

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。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,因为他“不听话”,在“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”。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,对墙站着,纸掉了就被打。他被判了三年,“挪用资金罪”,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“不能垮,要活着”。采访的时候,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,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,埋着头听。

去采访市领导,说出差了,过两天就回来,过了两天还有两天,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。

这种事情急不得,也无处发作。

大胡 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,他坐在楼下台阶上,见着人就挨个儿问:“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?我们找他,有这么个事儿,我给您说说……”

这两句相当有用,二十分钟后,秘书来了:“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。”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,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。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,但法官就这么判了,我走进法官办公室,镜头在我身后,我问:“这个案子,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,为什么还要采用它?”

法官愣了一下,呜噜呜噜说了几句:“不是原件……有些没有原件。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。”

我没听懂,问:“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?”

“我认为它是原件。怎么不是原件呢?”

我把纸放在桌上:“您认为它是原件?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。”

他嗓门高起来:“我没有看到。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?”

我指指二审的判决:“中院都说了,这不是原件。”

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:“不是原件,你相信就行了。”

我问:“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……”

“我没有采用,我哪有采用了?”

我指指判决上的字:“法官,这儿,这儿,第六点。”

他急了:“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。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?”

“您别激动。”

他脸都扭曲了:“我没激动啊。”

我让声音柔和一些:“您还是采用了它?”

他喊了出来:“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。”他转身往外走,一边挥舞着手:“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。”

我紧跟在他身后,镜头在我身后:“法庭辩论的时候,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,您怎么看?”

他跳得真高。

采访完,张天贺叼个大烟斗,定了会儿神,说:“这温 柔的小刀儿,左一刀右一刀,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。”又叹气:“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,谁敢娶?”

 

过了一阵子,就没人说我厉害了,因为组里来了新人。

第一次见面,嚯,这姑娘,剪短发,一条背带牛仔裤。眼清如水,一点笑意没有。

我俩下班回家,发现走的是一条路,租的房子紧挨着。过马路的时候,她对我说:“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。”

我刚想扭捏一下,她接着说:“你在‘东方时空’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?”

“嗯……”

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:“那个时候,我很讨厌你。”

姑娘叫老郝。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,大概觉得我笨,我好不容易领点钱,姚大姐千叮万嘱,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皮好,又怕我掉,拿订书机订上,又怕包皮没有拉链,让我用手按着,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。第二天,老郝把钱带给我,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。柜台小姐问,活期还是定期?

就那么几千块钱,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,说,定期。

老郝仰天大笑,笑得都跑出去了。

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,医疗、保险……她都得惦记着,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,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,厨房小得进不去人,老郝一条热裤,两条长腿,围个围裙,做泰国菜给我们吃,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,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:“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。”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,喝着蜂蜜水,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,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。

“老郝。”

“嗯?”她在厨房应。

“我要娶你。”

“滚。”

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,刚开机她就叫“停”。

“你那个——”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,我穿着白衬衣,想着没人会看见。“你不戴,没人不高兴,”她说,“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。”

我摘下,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。

 

老郝眼底无尘,她来之后,选题就更硬更难。我们去江 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,深冬半夜,车熄火了,两人冻得抖抖索索,在后头推车,身上都是泥点子。满天星斗亮得吓人。找到嫌疑人家,一进家门,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,是个遗像。

家属一摊手:“死了。”

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,我们去了公安局。

局长戴一个大墨镜,见面寒暄,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,聊了半天文学,才开口说案子,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,再没见过,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。

我狐疑:“听说这人是您弟弟?”

他大大方方地说:“是啊,我大义灭亲,亲自把他交 给山东警方的。”

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,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。人家根本不理我们。也是,隔着几千里,打电话哪儿成啊。

五个人回到宾馆,愁眉苦脸,像吃了个硬币。

老郝说:“我去。”每次,她决心已定时,都是嘴往下一抿,一点表情没有,眼里寒意闪闪。

她看了下表,没收拾行李,从随身小黑包皮里拿出个杯子,接了一杯热水,拧紧盖,插进侧包皮,下楼打车,三小时后到了车站,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。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,怎么办。一个多小时后,电话没电了,突然断掉,不知道车到了哪儿。

我放下“嘟嘟”空响的电话。那天是圣诞节,手机关了声音,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,北京上海,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,我对墙坐着,小县城里满城漆黑,无声无息。

满是霉味的房间里,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,水龙头隔一会儿就“咔啦啦”响一阵子,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。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,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,他会怎么做?……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,谁能帮助他?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?……我乱写乩画,证据不够,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,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,又兴奋又痛苦。

不成,这么想没用。

我必须变成他。

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:如果是我,我会怎么做?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?……我的弱点会是什么?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,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,闲聊几句后问:“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?”

他犹豫了一下:“不戴。”

挂了电话,我继续写:“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……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……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?”

我写:“意志。”

陈虻有一次跟我讲,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,上台的时候。两人不交 手,就拿眼睛互相瞪,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。两刃不相交 ,就靠意志。整整一天,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,敲门也不开,当天的日记里我写:“交 战之前,明知他腰里有银子,但被衣衫盖着,不知道该怎么出剑,但经验告诉我,那就别动。风动,树梢动,月光动,你别动,就会看到端倪。”

第二天傍晚,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:“他向组织坦白了。”

再见局长的时候,他的眼镜已经摘了,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,他说我想抽根烟。给了他一根。他抽完,承认了,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 西有案底为由接回,之后私放,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。

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,他久久地沉默。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,我再问:“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?”

“没有。”

膝盖上的手机响了,是老郝发来的短信: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。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,递给对面的人:“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,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。”

他叹口气:“他年轻,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。”

我说:“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?”

他再长叹一声。

采访完,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,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。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,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,李季下车去拍它,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:“赢了。”

 

这样的节目做多了,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,用力过猛。我妈说:“跟你爸一样,有股子牛黄丸劲儿。”

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,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,不让我们进门。

穷途末路,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,一联系还在。对方念旧,帮忙找来他的上级,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,悠悠喝一口,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:“跟你们走一趟吧。”

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,黑瘦,两眼精光四射,说话没一个废字。

我问:“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?”

警官说,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,法学家都说不清楚。我追问:“不清楚?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?”

他说:“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,就只能算经济纠纷。”

我说:“你们不受理之后,他不就跑了么?”

……一来一回,话赶话,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,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,我倒好,横眉竖目,问完起身就走,都不知道打打圆场,找补找补。

出来到车上,自己还神清气爽的,小宏坐我右手边,扭头一看,他大拇指鲜血淋淋,我说:“哟,这是怎么啦?”老范笑:“你刚才采访太狠了,人家同学站边上,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,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,也不能打断你采访。你还一直问,一直问,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,夹了一下又一下……”

惭愧。

《红楼梦》里写贾宝玉讨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这句话,觉得市侩。我原来也是,一腔少年狂狷之气,讲什么人情世故?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,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: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,我恐怕也不会在意,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,也正因为这个,我隐隐有个感觉,为了一个目的——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,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,也是另一种戾气。

节目播后,收到一箱荔枝,由深圳寄来,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。

他回:“我一直尊敬‘新闻调查’,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,只是不太说话。不要客气,一点心意,你们受之无愧。”

 

二〇〇六年,一家杂志采访我,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——怎么变这样了我?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,卷着袖子,叉着胳膊,面无表情看着镜头。好家伙,铁血女便衣。底下标题是“新闻戏剧的主角”。崔永元劝过我一次:“你不适合调查,跟在别人后面追,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,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。”他怕我有点逼自己。

我深知他的好意,但文静了这么多年,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,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,除了眼前,别无所见。有次看漫画,查理·布朗得了抑郁症,露西问:“你是怕猫么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怕狗么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?”

“圣诞节要来了,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”

“我知道了,”这姑娘说,“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。”

是这意思。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,我爸天天看,从来没夸过,到了“新闻调查”,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,电话里他说:“嗯,这节目反映了现实。”

 

长天大地,多摔打吧。大夏天四十度,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,小腿上全是刺痒,我以为是虫子,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,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,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,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陰凉里头,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,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,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,一激灵的清凉。

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,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。

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,一个接一个出差,连气都不换,直到有一天,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,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,饿了,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,“小孩儿,给我们吃点儿。”

他扫我一眼,一步不停边啃边跑。

过了一阵子,墨绿的玉米地里,远远两个点儿,黑的是他,还有个红的,跑近了是他姐,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,还有一小袋猪头肉,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。

我接住大馍一掰,热气一扑,长提一口气,一口下去,手都颤了。那一下,像是水里一抬头,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,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,为爬墙脱了鞋,光脚上都是土。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,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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